我们是一个善于留存记忆的民族，很多历史的细节，都以人性化的笔调记录在我们的公共记忆里。所以，千百年的时光过去了，秦皇汉武发生的那些事，依然可以历历在目。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得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历史认同感。因此，叙述和记录成了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
初到茶业复兴的时候，周老师就罗列了很长的一串名单，让我们有时间就主动去找名单上那些老人聊聊天。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产业链上很多迷雾朦朦的地方，在他们眼里依然是清晰的；他们，是一个领域的开创者，当很多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袖手旁观的时候，他们倾力主导让产业获得了那个时代应有的文化定力。因此，他们是那个时代茶产业的主脉所在。
如今，我们再谈及云南普洱茶的时候，脑海里会浮现出很多关键词。例如越陈越香，例如发酵，例如保健··· ···不管时间如何流转，在关键词里总能拧出这个产品背后的核心要义，而这个核心要义，恰恰是历史形成的共识。后面我们围绕这个共识可以开创支系，但要颠覆这根主脉，几乎是妄想，中国人讲“一脉相承”也就暗含着这个道理。在下游，我们见到的是百舸争流，百家争鸣的嘈杂，但越往上游走气氛就越宁静，水也越清澈。最终被那种返璞归真的声音所笼罩，叙述里实在是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他们被时代裹挟着，与很多知识青年一起，响应一个伟大的号召，去往那个未知的边疆小镇，没想到的是，那一去，就是一生。
茶业复兴编辑部与邹炳良、卢国龄两位老人的合影
从昆明到安宁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错开早高峰，很顺畅地抵达了那个现代化的茶厂。一进门，周老师就在感叹，老一辈的企业家，厂房布局及功能配套都做得很细致。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我们被工作人员引导到休息区，在那里等待两个老人。他们是这个茶厂的创办人，原勐海茶厂厂长、总工程师邹炳良与原勐海茶厂副厂长、总会计师卢国龄。
这几年，小罐茶铺天盖地的宣传让邹炳良名声在外，他是我们追溯普洱茶发酵历史的捷径。我们刚刚坐下喝了两杯茶，卢国龄卢老首先走进了大厅，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见了我们主动热情，坐下之后还给我们递香烟。他今年已经85岁了，对于烟、酒、茶可谓是很有发言权。自称80岁的时候把酒给戒了，现在就是抽烟喝茶两个爱好伴随着自己，抽烟很随意，谈话间一支接一支的抽；喝茶她是只喝熟茶，抽烟的间隙也是一杯接一杯的喝。
原勐海茶厂副厂长、总会计师卢国龄
卢老洒脱，善于言谈，脑海中装着解放后勐海茶厂的很多情节。
勐海茶厂在1938年筹备，1940年正式投产。我相信，未来中国茶再书写历史的时候，1939年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范和钧、张石诚筹建了勐海茶厂；白耀明筹建了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冯绍裘筹建了顺宁实验茶厂并生产了首批滇红；彭先泽在安化筹建了茶厂并且生产了第一批黑砖茶；孙明经带着国民政府开拓税源的考察任务从雅安出发用胶卷记录了川藏茶马古道的风貌··· ···中国茶的近现代化似乎是从那一年开始提速的。
紧接着就是解放后，50年代初，勐海茶厂收归国有。卢老抵达勐海茶厂的时候，正是勐海茶厂着力搞生产的时候，1000多个在编职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陲之地，过去会被视为一种“发配”。但西双版纳的物候，以及肥沃丰饶的土地，让这些千里迢迢而来的青年紧紧拽住了过好日子的机会。
位于边疆的勐海茶厂，在交通、通讯都很落后的时代，围绕国家的茶叶生产任务，自力更生，逐步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小天地。
勐海茶厂，一个国营茶企的小时代
在茶叶统购统销的年代，茶厂只管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任务。围绕生产任务的完成，没有电，自己组建发电小组；吃的东西不够，就自己搞种植养殖；穿的布匹不够又没有布票，就拿东西在边境少数民族寨子里去换。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后来茶厂还创办了自己的电影院，子弟学校等。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因为经济困难缺衣少食的时候，在那片被遗忘的土地上背靠着一个茶厂，居然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所以后来围绕茶叶系统的商检质检等部门都大量派遣了驻厂代表，城市里限量供应的食物吃不饱，派驻到这个边远之地，得算是一个巨大的福利了。
卢老是当年的会计，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系统围绕着国家利益除了审查账务规范情况之外，更主要的是审查你的政治立场。很多开支一旦界定为经营外的不必要开支，后果十分严重，但勐海茶厂在这方面要自由得多。远离城市，脱离了配套的协作系统，所有的事都只能靠自己。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勐海茶厂，除了要上交40%的税费之外，公司结余的6%~7%的利润也要上缴国家。在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时代，农业创收里面，茶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晒青毛茶
眼下，很多人在抱怨说云南普洱茶没有统一的标准，应该说这个标准一直是有的，只是因为在新时期匹配不了我们对产品复杂的诉求被搁置了。而卢老亲历的那段历史，是普洱茶真正在执行标准的时代，原料有等级，不同等级不同价格。在原料等级的执行过程中，也发现了西双版纳茶区丰富的茶树原料制作的同一等级毛茶所存在的品质细微差别。于是，针对这一差别，中国茶叶公司对茶叶品质制定了级差系数，卢老就是级差系数的制定者之一。级差系数将茶叶品质标准量化，可以优化因为分类等级太少导致的细节判断不精准而造成的产品价值误估。在级差系数执行过程中，勐海茶厂的很多茶叶在系数判定环节大多超过了100%，茶叶的最终结算价就是按照规定相应等级的价格×级差系数，所以级差系数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最后收益。
卢老在海湾茶业
在有统一标准的时代，可以全国上下一张牌，级差系数的出现本质上是对标准僵化的一种缓释。我们现在判定一款茶的好与坏有太多逻辑，逻辑与逻辑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最终形成对品质的综合判定。应该说，级差系数是一个思维方式，量化逻辑指标根据对品质影响的不同权重去赋值，形成一个品质的综合系数。但品质影响的权重判定要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限，每个时代都逃离不了这个规律。哪怕是在计划纲领统筹下的统购统销的年代，当落实到产品本身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在听取销区的意见。冯绍裘做的第一批滇红，彭先泽的第一批黑砖，及至70年代勐海茶厂的第一批普洱熟茶都是如此。
普洱熟茶茶饼
熟茶为何会成就于勐海茶厂，如今去倒推，可以找出很多缘由。产区的需要，勐海得天独厚的环境，相关决策者的主导。见到卢老以后，从她的谈话间我认为是长期以来勐海茶厂所形成的那种宽松氛围。在大家政治神经紧绷的年代，思想都容易趋于保守，很多出发点都停留在政治上犯不犯错误立场上。而勐海茶厂的这种宽松氛围，允许对产品发挥想象，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是出发点。
那一年，他们觉察到了来自市场的异动信号，这个信号与普洱茶有关，与他们有关。敏锐的决策者尚不知这个信号是机遇还是挑战，商检质检的驻厂代表也已经和茶厂融为了一体。他们听说了，在广州也有一种普洱茶，在港澳和东南亚很畅销，于是他们马上决定前去考察。
熟茶堆子
派往广州的第一批考察者是生产车间的管理者，他们抵达广州之后，就看着那些人把茶叶堆成一个大堆子，然后往上面洒水。此时广州的技术也还没有抵达成熟的境地，水的比例，何时翻堆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所以厂里的考察人员从这些简单的操作中也看不出什么玄机。随即，厂里又派出了第二批考察学员。据邹炳良老先生的回忆，先后派往广东的学员事实上都没有学到成形的技术。那更像是给他研发产品提供了一个思维素材。回来以后，还是需要自己反复的试验。
与两位老人聊起往事
这确实是一次开创，一次没有方法，没有规则的摸索。人类总是很聪明，在自己的经验里划出了条条界限和规则做着自我保护和彼此区分，结果时间一长，这种自我护卫往往会陷入一种自我禁锢。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是打破禁锢的时代。那个时代，仿佛压抑了很久，大家都在小心翼翼的试探着去挑战一些不可能挑战的权威。勐海茶厂在跟自己较劲，一遍遍洒水，一遍遍翻堆，慎重地记录着每一次操作的相关数据。产品出来了，谁也不认识这是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讲，产品进入市场要经过商检，但驻厂商检知道这个过程，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执行检测标准，在他们的权责范围之内，最后为勐海茶厂争取到了一个“索赔自负”的免检政策。
想起了歌德说的一段话：“人类凭着自己的聪明划出了一道道界限，最后又凭着爱，把它们全都推倒。”云南普洱茶熟茶，在改革开放前奏尚在酝酿的时候，横空出世，是勐海的人，勐海的水，勐海的气候，丰富了一个品类，成就了一个产业。也是一代人凝聚的精气神，在走遍西双版纳的万水千山之后，一片片茶园被开垦出来，篱挂墙立起的茅草屋汇聚了更多以茶为业的人。马匹运输被淘汰之后，轰鸣的柴油机驱动着拖拉机、皮卡车，将边疆的世外美梦延续。
卢老在荡秋千
午后，邹老去休息去了，卢老坐在茶台前吸烟。两根细长的手指夹着卷烟，与人交谈的时候喜欢把卷烟架在烟灰缸上，举手投足间，显露出一股民国闺秀的气质。于是忍不住要问老人的家室，她说她的父亲和伯父都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父亲在军事上的成就没有伯父高，伯父抗战时是国军60军军长，参加过台儿庄战役。
邹炳良向茶业复兴出品人周重林介绍普洱熟茶
民国往事，相去不远，从1938年勐海茶厂的筹办，40年代开始的生产，50年代共产党的接收，60年代围绕茶厂展开的边疆发展，70年代熟茶的问世，80年代面临的自由市场，90年代从勐海茶厂走出去的人围绕普洱茶的再次创业。到如今，勐海有上百家可以发酵熟茶的企业，西双版纳以茶为业者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在两位退休老人创办的茶厂里，年青一代制茶师时常提到邹老在产品上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他们现在熟茶发酵依然是放在勐海，那里深井里的水藏着熟茶发酵的核心机密。
临走，小罐茶生产线上的工人还在忙碌，从勐海运过来的熟茶装满了仓库，邹老和卢老站在大厅里向我们挥手告别。熟茶产业高地上，从勐海的大堆子发酵，到离地发酵再到微生物接种，当那一盏深红鲜亮的茶汤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内心知道，不管是哪一个制茶流派，总归还是那一脉相承的味道··· ···
